学术研究

新媒体与文化生态的重构

2020-01-14 07:01:48 104次浏览 作者:admin

【摘要】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化,这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经验事实。然而,要从理论上阐明文化生态的变化,却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本文引入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与方法,阐明了文化的生态系统内涵,指出新媒体的发展不仅在理论上产生了“文化生态”概念,而且在现实上全面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最后检视了如何研究新媒体重构文化生态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文化生态学;生态系统;文化生态;媒体环境;重构

从传媒与文化的关系看,作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新媒体,经历了从门户网站到社交媒体、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至今仍在不断演进中。新媒体的勃兴,不仅重组了传媒格局,而且重构了文化生态,使我们处在全新的文化生态之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变革。把握这个变革,对于探讨传媒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我引入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与方法,对新媒体与文化生态的重构做个扼要探讨。

一、什么是文化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渊源于生态学,形成于人类学。早在1866年,德国学者恩施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率先提出“生态学”(Ecology)概念。生态学的词源由“Oikos”和“Logos”两个希腊字构成,前者有“住所”“栖息地”之意,后者意为“学问”“论述”“科学”等。任何生物都有自己的住所,鸟有巢,蜂有窝,蚁有穴,鱼有塘,人类有乡村和城市。巢、窝、穴、塘、乡村和城市,就是他们生活的环境。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关系的科学。[1]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环境对生物具有塑造作用,生物对环境有着适应能力;另一方面生物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对环境产生影响,对环境具有改造作用。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将生态学引入对美国西部印地安部落民族志的研究,创立了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1955年,他出版《文化变迁理论》一书,集中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被学界看作文化生态学诞生的标志。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学科,研究主题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一个是追溯人类今日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虽无人类学之名,却有鲜明的人类学研究传统。他说,“文化生态学与人类和社会生态学不同,它寻求阐明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的特征和型式的起源,而不是导出适用于任何文化环境情势的一般原则。”[2]一种文化的起源、特质、演变,与这种文化所处的环境具有密切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证实与解释其起源与发展。”[3]文化生态学正是“一项方法论上的工具,以确定文化对其环境的适应将如何引发若干变迁。”[3]

在文化起源的意义上,环境主要是指自然环境,或者说生态环境。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会有不同的适应与发展,而相似的生态环境则可能产生类似的文化发展模式。所以斯图尔德又说,“文化生态学是就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4]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文化生态学则是研究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文化人类学与生态学交叉而成的一门学科[5]。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置于生态环境的多维空间进行考察,不仅给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还赋予生态环境以应有的人类文化地位。1999年,黄育馥撰文介绍了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及其形成与发展[6],引起国人对文化生态学的关注与重视,从而使文化生态学研究在我国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领域。

二、作为生态系统的文化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主要是研究北美土著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基于生态学视野和生态学方法的人类文化研究,宗旨是从文化与环境的联系来“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7]。国内学者的文化生态研究,导源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旨趣却有所不同,主要是对生态学意义上的当今文化状况的剖析与探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背景下人类文化的生态系统的审视,形成了别有怀抱的“文化生态”理论观念与价值追求。

在国内文化生态研究兴起之前,生态学已取得新的进展,提出了“生态系统”(Ecosystem)等概念。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 G. Tansley)率先指出,“我们所谓的生态系统,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物理化学因素(气候、土壤因素等)。它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此后,美国动物生态学家林德曼(R. L. Lindenman)探讨了生物与非生物之间通过食物链实现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规律,提出了“食物链”和“金字塔营养级”的概念,深化了生态系统的研究。苏联生态学家苏卡切夫(V. N. Sucachev)提出了“生物地理群落”概念,使生态系统概念更易于理解。1965年,哥本哈根国际植物学会就把“生物地理群落”作为“生态系统”的同义语。[8]

从理论资源来看,国内学界的文化生态研究比较充分地吸取了“生态系统”的思想观念,往往是把论说的文化视为“生态系统”,从而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生态”研究。当然,作为生态系统的文化,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各有侧重,内涵界定也有所不同。

其一,从文化的多样性出发,把人类文化的不同样态之间的互补发展、共生共荣的状态视为文化生态。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一文指出:本文的“文化生态”概念和美国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派所说的“文化生态”不完全一样。斯图尔德所说的“文化生态”,是指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在这层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9]吴圣刚也认为,“这些不同特质、不同品种的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和其它文化相互比较而存在,相互吸收而发展,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合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并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有机整体,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文化生态。”[10]

其二,从文化的内在结构出发,把一个文化系统内部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互补发展、共生共荣的状态视为文化生态。孙卫卫认为,“文化生态应是指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换言之,文化哲学视野的文化生态研究,试图把特定社会的总体文化构成,看作是多个子文化的有机集合,注重它们之间的融通和互动,并以此为解读文化演进和文化变迁的重要依据。”[11]钟淑洁把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作为我国当前文化生态的构成子集,并从实践层面分析了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提出要以主流文化引导大众文化,以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化,以大众文化滋养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文化生态的健康互动、良性循环。[12]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赋予文化生态以全新内涵的界定,我们不能忘记直接延续斯图尔德而又有所发展的“文化生态”概念。邓先瑞认为,“文化生态旨在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它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文化嫁接的一个新概念。”“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即是文化生态的内涵”,“文化生态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由于文化生态涉及面广泛,他认为“当前宜将和谐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作为突破口,着重进行研究”。[13]梁渭雄、叶金宝认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理论,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一切因素,大体上包括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如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自然地理状况等;内环境是指文化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文化,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学派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等。”[14]

三、新媒体在文化生态中的凸显

斯图尔德曾说,文化确实倾向于使自身万古常存,其变迁可能十分缓慢。但是,“经过千百万年的较长时期,不同环境中的文化常常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往往是由于技术变革和生产安排要求新的适应的结果。”斯图尔德对技术变革和生产安排在文化变迁中作用的重视,使得原本“与技术起源和传播的关系较小”的文化生态学[2],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新的媒体和信息传播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新的发展。

随着以信息通信为前锋的数字革命的深入,人类社会的传播日益借助于新的媒体,包括个人计算机、因特网和移动通信,从而造成一个崭新的媒体环境,而且,这个新媒体环境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1994年,在芬兰坦佩雷召开的国际传播研究会年会上,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阐明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而造成的严重问题。他说,“政治家们现在呼吁全球关注可被称作‘文化生态’的问题。我们共有的未来不仅取决于自然环境,还取决于文化和信息环境”。[15]

人类社会如何适应飞速变化的新媒体环境,或者说,新出现的信息传播系统如何影响人类文化,已成为当代文化生态学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些文化生态学家认为,可运用生态学分析技术,把文化生态学定义为对媒体环境的变化与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研究,通过分析新媒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考察信息流动的量变和质变,研究信息技术在某一符号环境中的影响。于是,对“媒体环境”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新热点。[15]

在文化生态学关注新媒体环境之际,来自另外一个研究传统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1998年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媒介生态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早在1968年,波斯曼在“美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的年会讲演中,率先把“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由于北美“媒介生态学”着重研究各种媒介构成的媒介环境如何影响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跟肇始于21世纪初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侧重研究媒介的生存发展环境具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林文刚、何道宽等学者根据北美“媒介生态学”的根本性质和学术旨趣,把Media Ecology定名为“媒介环境学”。[16]

按李明伟的概括,媒介环境学(即北美“媒介生态学”)由“伊尼斯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创,经麦克卢汉在六七十年代的大肆渲染而名噪一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日益彰显的时代背景下,经以梅罗维茨和莱文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努力拓展而日渐丰赡”。[17]显然,英文的Media Ecology与中文的媒介环境学,比文化生态学对媒体环境的关注具有更为久远的研究传统,更为深厚的学术积淀。

不过,在对媒介环境与文化生态的关系上,两者却殊途同归,具有共同的学术旨趣,把媒介环境作为文化生态的重要建构力量。这是因为,“媒介在概念上和文化上制约着人与人的互动,制约着人与世界的互动,我们不能忘记媒介扮演的这个角色。”“媒介环境不仅包围着我们,而且栖息在我们身上”[18],“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全面且长期作用于生存其中的人与社会”,“滴水穿石一般地潜移默化,不为人察觉却影响至深”[17]。

四、新媒体成为媒体环境的生力军

在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早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媒体环境。那么,新媒体的诞生与发展又给媒体环境带来了什么新变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顾一下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着眼于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性质,麦克卢汉把人类传播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时代。麦氏的划分影响广泛,却过于粗疏。后来的媒介环境学者根据四个传播时代来构想历史: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术时代、电子时代[19]。这个划分比麦克卢汉精确,却仍未将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传播与网络传播区别开来。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把世界文明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表意文字阶段的文明、始于字母文字的文明、始于欧洲印刷术的文明、始于电子通信技术的文明、计算机技术开启的第五个阶段的文明。[17]其新颖之处在于,把电子传播与网络传播区分为两个时代。由此,把人类传播划分为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五个时代,更能反映出媒介演进历史的实际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媒介的发展是媒介的不断创新、不断叠加的历史过程。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是对新的传播形态与传播空间的开拓,而不是对原有传播媒介的取代。秉持媒介生态学理念的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认为,“随着一代一代媒体在动荡不安的共存中重叠或沉淀,这些生态系统就变得不稳定,并且越来越复杂。”然而,“性能最好的媒介,即成本/效率比最好的媒介相对于先前的媒体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能够波及得更广、更快,需要信息发送成本最低和信息接受最不费力(最舒适的同义词)的那种媒介。在这种意义上,电视比广播更有优势,广播比报纸更有优势,报纸比小册子更有优势,小册子比书更有优势,书比手抄本更有优势,等等。”[20]

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性能优势,使其在多种媒介的叠加共存中占据主导地位。唯其如此,媒介环境学者才以媒介环境中的主导性媒介为尺度来划分不同的媒介传播时代。德布雷的《普通媒介学教程》首版于1991年,未论及网络新媒体。问题恰恰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逐渐成长为性能最好、功能最强的新媒体。凭借计算机技术、信息通讯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整合与融合,网络新媒体把人类传播已有的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视听或图像)传播一网打尽,融为一体,成为当今时代的引领媒介和主导媒介,使人类传播的面貌与格局焕然一新,迈进全新的网络社会与网络时代。

毋庸置疑,网络与新媒体已成为媒体环境的生力军。无论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态,还是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生态,网络与新媒体都成为极其重要的塑造力量。

五、新媒体对文化生态的重构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环境变革导致的变化是一种生态学效应。主导媒介的更替绝不单单是媒介环境增加或者减少一种媒介,而是意味着媒介环境的质变。[17]伊尼斯早就指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21]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诞生与发展,自然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媒体文化形态,这就是网络文化或新媒体文化。

有论者认为,网络文化的界定主要有两种切入方法:一种是从网络的角度看文化,从网络的技术性特点切入,强调由网络技术所形成的文化传播方式产生了网络文化这种新的文化样式。网络文化的特征主要在于技术实现的多媒体性、传播速度的即时性、传播空间的全球性和传播过程的交互性等方面;一种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网络,主要从文化的特性切入,认为文化内容发生了变迁、文化模式发生了转型。网络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存在方式的虚拟性、主体关系的平等性、内容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占有的共享性和组织的无中心性等方面。[22]

网络文化或新媒体文化的产生表明,新媒体不仅拓殖了新的文化空间与文化方式,而且在汇入原有媒体文化的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媒体文化格局。一言以蔽之,这就是新媒体对文化生态的重构。

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按梁漱溟的说法,归根到底就是“人的生活样式”[23]。从“人的生活样式”出发,我们就好理解新媒体对文化生态的重构。就个人而言,随着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无论行走大街小巷,还是舟车端坐,抑或居家休闲,都在用手机上网,不少人甚至成为“低头族”。就媒体来说,网络与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传播媒体的原有格局,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竞争而双彼此融合的发展态势,从而形成崭新的信息传播格局,使人类文化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研究新媒体对文化生态的重构呢?国人习以为常的思路,大多是基于研究者个人对网络文化或新媒体文化的体认与感悟来概括其本质。譬如,有的研究者认为,网络文化是全球同步的文化,是全民参与的文化,是个性十足的“客”文化,是集大成文化,是强势文化,是新人类文化[24];有的研究者又说,新媒体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全新建构,显著特点是互动性,重要特点是去中心化,本质特点是创新性,它带来了人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革命[25]。这种本质主义的归纳,自然是各有见解,各有道理,然而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达成学理共识。

西方学界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从1990年到2000年间的网络文化研究来看,或致力于提出可分析性的理论概念,如“虚拟社区”和“在线身份认同”;或对有关的具体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如“网络中相互作用的情境化”“网络空间话语研究”“线上访问进程及其障碍”“网页界面设计”等[26]。这样的研究路径,显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在我看来,一味地思辨网络文化或新媒体文化的本质与特征,笼而统之的本质概括将难以为继。正确的路径应当是秉承文化研究的传统,从现实的社会语境出发,探寻值得研究的问题,提出可分析性的概念,结合具体的语境做出学理性的阐释分析,从而提出研究者的真知卓见。譬如,除了上述“虚拟社区”“在线身份认同”“网络空间话语”等论域,“网络赋权”或“新媒体赋权”“沉浸传播”“粉丝文化”等,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论域。当然,传统上从媒体视角出发而命名的“网络文化”“新媒体文化”“博客文化”等,也是值得拓展与深化的论域。着眼于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冲突与融合,“融合文化”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论域。总之,新媒体对文化生态的重构,是一个开放性的立体化的论域,有待研究者大力开拓。

参考文献:

[1]王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关于生态学的哲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美]J·H·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J].王文华译.民族译丛,1988(6).

[3][美]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北: 允晨文化出社,1984.

[4][美]朱利安·H·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J].潘艳,陈洪波译.南方文物,2007(2).

[5]崔明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6]黄育馥. 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6).

[7][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M].郭凡,邹和译.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2.

[8]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9]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10]吴圣刚. 文化的生态学阐释和保护[J].理论界,2005(5).

[11]孙卫卫.文化生态———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视野[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4(3).

[12]钟淑洁.积极推进文化生态的健康互动[J].长白学刊,2001(6) .

[13]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14]梁渭雄,叶金宝.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J].学术研究,2000(11) .

[15]黄育馥.20 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6).

[16][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林文刚之中文版序 P3 - 4.何道宽之中文版序 P2 - 3) .

[17]李明伟. 知媒者生存: 媒介环境学纵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8][美]布卢斯·格龙贝克. 口语———文字定理与媒介环境学[A]/ /[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9][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沿革初探[A]/ /[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0][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 陈卫星,王杨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1][加]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2]冯永泰.网络文化释义[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23]李德顺.什么是文化[N].光明日报,2012 - 03  - 26 (05版).

[24]尹韵公.论网络文化[J].新闻与写作,2007(5).

[25]孟建,祁林.新媒体文化: 人类文化的全新建构[J].新闻爱好者,2016(4).

[26][美]戴维·西尔弗.1990 年至 2000 年间的网络文化研究[A]/ /[英]戴维·冈特利特. 网络研究: 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M]. 彭兰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4; 杨新敏. 国外网络文化研究评介[J].国外社会科学,2002(3).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1期